G某涉嫌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”一案，卓安（重庆）律师事务所 蹇超亭律师为其辩护，成功将罪名诈骗罪变更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
律师：蹇超亭
案例类型：网络新型犯罪优秀案例
案例罪名：初始指控诈骗罪，最终认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
案情简介：G某某系家庭主妇，因母亲患癌、家庭经济困难，为补贴家用并方便照顾幼儿，通过XX软件寻找兼职，入职某引流团队担任话务员。其工作内容为按照团队提供的话术模板、电话号码，拨打电话引导客户关注指定微信公众号，报酬按小时底薪加引流成功提成计算，每成功引导1名客户关注仅获数元报酬。G某某在职约1年，共计获利34297.54元，对客户关注公众号后的后续行为毫不知情。2024年2月，被害人Z某某因G某某的引流电话关注公众号后，被其他诈骗分子以虚假投资名义诈骗3678000元。2025年2月，G某某被珠海市公安局XX分局以涉嫌诈骗罪逮捕，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，检察机关初步坚持诈骗罪指控，辩护律师介入后发现定性争议，经多轮沟通促成罪名变更。
办案过程：
| 阶段 | 控方立场 | 辩方策略 | 证据对抗 |
| 侦查阶段 | 以G某某引流行为与被害人被骗存在关联，涉嫌诈骗罪立案侦查，移送审查起诉时坚持该定性 | 1. 介入后第一时间会见当事人，核实工作细节、获利情况及主观认知；2. 全面阅卷，梳理同案犯行为与定罪差异，锁定核心证据（通话录音、同案供述、获利记录）；3. 提交《申请书》，强调当事人主观恶性小、社会危害性低 | 1. 举证当事人通话录音仅涉及引导关注，无任何诈骗相关表述；2. 提交同案犯供述，证实当事人仅为普通话务员，未参与团队管理及后续诈骗；3. 出示退赃凭证，证明当事人悔罪态度 |
| 审查起诉阶段 | 认为G某某的引流行为是被害人被骗的直接诱因，主观上对诈骗具有间接故意，构成诈骗罪 | 1. 提交《辩护意见书》《法律意见书》，从构成要件角度论证不构成诈骗罪；2. 检索类案,提供裁判依据；3. 多次与承办检察官当面、电话沟通，对比同案犯定罪逻辑，指出定性失衡问题 | 1. 对比同案犯中同类话务员均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或帮信罪指控，主张定罪一致性；2. 以当事人文化水平低、社会阅历浅、仅获微薄报酬，反驳“间接诈骗故意”；3. 强调当事人未与诈骗团伙通谋、未参与赃款分成，不符合诈骗罪共犯要件 |
| 庭审前阶段 | 仍坚持诈骗罪指控，法院初步认可控方观点 | 1. 提前前往珠海会见当事人，补充核实案件细节；2. 再次约见承办法官，提交书面辩护意见及类案报告，重申定性争议；3. 坚守辩护立场，在沟通无果后拟通过庭审充分辩护 | 1. 整理当事人工作流程证据，明确其行为仅止于引流，与诈骗实行行为无关联；2. 提交家庭情况证明（公租房合同、出生医学证明），佐证当事人犯罪动机单纯；3. 以退赃凭证、认罪认罚具结书，强化从宽处罚情节 |
办案思路：
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罪名定性，即G某某的行为是构成诈骗罪还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，辩护工作始终围绕“拆解诈骗罪构成要件、锚定帮信罪定性依据”展开，具体思路如下：
否定诈骗罪的客观构成要件：区分“引流行为”与“诈骗实行行为”
诈骗罪要求行为人实施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的诈骗实行行为，且该行为与被害人财产损失具有直接因果关系。而G某某的行为仅为“按话术拨打电话—引导关注公众号—上报客户信息”，全程未涉及任何虚假投资宣传、财产处置引导等诈骗核心行为。从证据来看，被害人Z某某的陈述、G某某的通话录音均证实，G某某的工作在引导关注后即终止，后续诈骗由第三方通过虚假平台实施，G某某既未参与也不知情。其行为本质是为他人信息网络犯罪提供引流推广帮助，属于帮信罪规制的“广告推广”类帮助行为，而非诈骗罪的实行行为。
否定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：无“非法占有目的”及“诈骗故意”
诈骗罪要求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及明确的诈骗故意。G某某参与兼职的初衷是补贴家用，因长期脱离社会、文化水平有限，对引流行为的违法性仅有模糊认知（认为可能违规），但并未认识到会成为诈骗犯罪的帮凶，更无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目的。其获利仅为按件计酬的微薄劳动报酬（总计3万余元），未参与任何诈骗赃款的分成，与诈骗罪行为人追求非法占有大额财物的主观心态存在本质区别。同时，对比同案犯供述，其他普通话务员的主观认知均为“可能涉嫌违法”，而非“明知诈骗”，却均以帮信罪或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定性，若对G某某单独定诈骗罪，明显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。
依托类案检索与同案对比，强化定性合理性
辩护过程中，检索到人民法院案例库XXX号案例，其裁判要旨明确“为电信网络诈骗提供话务支持，未通谋、未参与后续诈骗及赃款分成的，应以帮信罪论处”，该案例与本案情节高度契合，为定性提供了直接参考。同时，同案犯中，W某1、W某2等团队管理者因参与组织、管理，仅定帮信罪或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，而G某某作为普通话务员，行为危害性更轻，若定诈骗罪，将导致定罪失衡。通过向检、法机关提交类案报告及同案犯定罪对比表，有力反驳了“单一被害人关联即定诈骗罪”的逻辑。
多阶段持续沟通+坚守辩护立场，争取司法共识
辩护并非一蹴而就，从审查起诉阶段首次沟通，到法院阶段多次约见，始终坚持定性异议，提交详实的法律文书与证据材料。即便面临检、法机关初期不认可的困境，仍未放弃，而是通过拟庭审辩护、提交解除授权委托书等方式表达立场，最终在开庭前促成检察机关重新审视案件，撤回原起诉并变更罪名，实现辩护目标。
办案结果：当事人G某某涉嫌诈骗罪一案，经辩护律师多轮沟通、精准辩护，检察机关撤回原起诉并变更指控罪名，最终法院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G某某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，并处罚金，成功实现罪名降格，维护了当事人合法权益。
心得体会：本案的辩护经历，让我深刻体会到刑事辩护中“定性辩护”的核心价值，也感受到坚持罪刑法定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重要意义。
首先，精准定位争议焦点是辩护成功的前提。本案中，控方最初以“引流行为与被害人损失存在关联”为由指控诈骗罪，但忽略了诈骗罪对主观故意与实行行为的严格要求。辩护中，我们没有陷入“是否存在引流行为”的事实争议，而是直接聚焦“罪名构成要件”，从客观行为、主观心态、同案对比、类案参考四个维度拆解，让辩护方向更清晰、更有针对性。
其次，扎实的证据梳理与类案检索是辩护的支撑。刑事辩护不能仅凭逻辑推演，必须依托证据与法律依据。本案中，我们详细梳理了通话录音、同案供述、获利记录等证据，锁定G某某未参与诈骗的关键事实；同时通过类案检索找到直接裁判依据，让辩护意见不仅有理论支撑，更有司法实践参考，增强了说服力。
再者，多阶段持续沟通与坚守立场缺一不可。从审查起诉到法院阶段，我们多次与检、法机关沟通，即便初期意见未被采纳，也未轻易妥协。正是这种“不放弃、不盲从”的态度，让司法机关重视到案件定性的争议点，为后续变更起诉创造了空间。而沟通中，我们始终坚持“摆事实、讲法律、析情理”，既强调案件的法律定性，也兼顾当事人作为宝妈的特殊情况，让司法机关感受到辩护的专业性与温度。
最后，本案也反映出电信网络犯罪链条化下的定性难题——引流、技术支持等帮助行为与诈骗实行行为分离，如何准确区分诈骗罪共犯与帮信罪是司法实践中的常见争议。作为辩护律师，既要熟悉相关罪名的构成要件差异，也要关注类案裁判规则，更要站在当事人的角度，挖掘其主观恶性、行为危害性等从宽情节，通过有效辩护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。
本案的成功，不仅是当事人罪名的降格，更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践行。每一起刑事案的背后都关乎一个家庭的命运，作为刑事辩护律师，唯有秉持专业、坚守底线、全力以赴，才能在复杂的司法程序中为当事人争取最大的合法权益，让司法正义既严谨又有温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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