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摘要】

【核心结论】丈夫在机关任职被查，监委要求妻子说明家里的收款情况，妻子应当如实配合。亲自收过、亲眼见过、只听丈夫说过和自己推测的内容，要分别说明；不能为了帮助家人补出没有经历过的细节，也不能把实际经手的事项统统说成不知情。

现行监察规则要求证言经过核实，并与资金等材料综合判断。官方公布的夫妻共同受贿案例，以及成安律师团队的家庭财产核查案例，分别提示了知情参与和账目说明的风险。

赴谈前，先弄清三件事：自己知道这笔钱的依据是什么；自己实际做过哪些收款、保管或转账动作；哪些事实能够用原始材料核实。

家属身份不会自动带来刑事责任，也不排除自身涉案。先整理真实经过、保存原始记录，再评估怎样依法说明，是当前可以着手的应对。

一、监委问家里收了什么钱，家属先弄清什么

【核心结论】问到家庭收款，通常是在核对资金从哪里来、谁经手、与公职人员的履职有什么关系。接到询问通知，不能直接推断自己已经涉嫌犯罪。

丈夫在机关任职，家里有些钱进入妻子的银行卡，有些现金由丈夫带回，还有些款项，妻子只听他说过是借款或朋友往来。丈夫被查后，妻子最担心的是：“说多了会不会牵连自己？说不知道，会不会被认为不配合？”

应对从核实具体事实开始。同样一句“我知道这笔钱”，可能表示自己看到了到账短信，也可能表示听丈夫说过有人送钱。两者能够证明的事情不同。知道账户收钱，不等于知道送钱原因；知道送钱原因，也不等于参与了丈夫为对方办事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》第十八条、第二十二条规定了如实提供材料和询问证人等人员的规则。家属接受询问有相应义务，同时应当准确说明自己所知的范围。[1]

从调查取证逻辑看，家属的陈述需要与流水、聊天、交付经过等材料相互核对。只记结论、不记来源，容易把有限见闻扩大成对整个收款过程的确认。现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》第六十七条、第六十八条要求全面取证、查证属实，正是为了避免这种偏差。[2]

二、家属有没有刑事风险，怎样看知情与参与

【核心结论】夫妻关系本身不能证明共同受贿。家属明知款项与配偶职务帮助有关，仍共同商议、收取、留存或支配的，需要认真评估共同犯罪风险；没有公职身份也可能涉案。

（一）钱进了自己的卡，要把实际经过讲清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共同故意犯罪；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受贿行为。判断家属是否构成共犯，要看其认识和行为，不能只看户名，也不能只听“我没有去单位上班”这一解释。[3]

例如，银行卡由谁实际使用、密码由谁掌握，付款人是否向家属说明过送钱原因，家属是否转达请托、联系收款、协助支配，都可能影响判断。确实不知情、未参与的，要用真实经过和能够核实的材料说明；本人实际操作过的，也应当如实交代。

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2007年《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第七项，明确了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、共同实施受贿行为时的共犯责任。即使不构成共同受贿，家属自行利用配偶职务影响收钱办事的，也可能涉及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规定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，须按本人行为另行判断。[3][4]

（二）官方案例中，妻子为何因收下礼盒里的钱获刑

2026年10月21日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刊发关于亲属共同受贿罪责边界的文章，其中披露张某、余某夫妻的案例。张某曾利用职务便利帮助老板赵某承揽工程。赵某到家中拜访时张某不在，将装有20万元现金的礼盒交给其妻余某，并说明是感谢张某此前的关照。[6]

余某收下后告知张某，张某让她把钱留下，余某按其意思留存，后用于夫妻共同生活。公开材料还记载二人存在其他共同受贿行为，最终二人均因受贿罪被判处刑罚。

该文分析的关键，在于余某知道送钱原因、主动收下并告知丈夫，夫妻随后共同留存和使用。对丈夫的“知道后未退还或者上交”，2016年贪污贿赂司法解释第十六条第二款有相应规定；对妻子，仍需判断共同受贿的故意和行为。[5][6]

这一案例提示：没有提前商量、收钱时配偶不在家，均不足以直接排除风险。它也不能被扩大成“配偶受贿，另一方用过家里的钱就一定是共犯”。收钱时知道什么、何时形成共同认识、之后做了什么，都要有证据支持。

（三）被叫去询问，会不会当场被留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》第二十四条要求，留置须具备相应涉嫌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、已掌握部分事实证据、仍有重要问题待查等前提，并存在案情重大复杂、可能逃跑自杀、可能串供毁证或者其他妨碍调查情形之一，履行法定审批程序。涉嫌行贿犯罪或者共同职务犯罪的涉案人员，也可能依法被留置。[1]

因此，家属仅作为证人说明见闻，不能仅因亲属关系被留置；询问中若发现其本人涉嫌共同职务犯罪等问题，则须重新评估身份与措施。既不应把一次询问理解为必然留置，也不能因没有公职身份就认定绝无风险。

三、家庭账目有疑点时，团队怎样核对具体款项

【核心结论】说明家庭收款，要让每笔钱与来源、时间、经手人和凭证对应。笼统说“都是家里的合法收入”，不能代替逐项核实。

成安律师团队办理的国企食品公司Z女士案，涉及贪污、受贿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三项指控。其中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指控金额为1394万余元，相关司法会计鉴定意见是审查重点。[8]

团队针对该项指控逐笔核对卷宗和鉴定意见，提出程序、计算方法以及收入支出认定方面的问题。案件介绍所载处理结果是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指控金额减少172万余元；三罪数罪并罚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，并处罚金六十万元。该项罪名没有被整体排除。

这个案例与家属赴谈的程序、身份不同，能够借鉴的是账目核对方法：某笔收入是否漏计、某项支出由谁承担、同笔资金是否重复统计，都要落实到具体材料。不能用该案结果推算另一家庭的涉案金额或处理结果。

家属现在能做的是整理自己合法持有的流水、工资及经营凭证，说明哪些内容来自亲历、哪些来自配偶告知。进入审查起诉等阶段后，辩护律师再依法将这些线索与案卷中的证言、资金和鉴定材料比对。家属无需也不能自行取得监察内部案卷来完成这项工作。

四、赴谈前把四个问题核对清楚

【核心结论】回答收款问题前，把知情来源、本人动作、资金性质和笔录表述逐项核对，能够减少遗漏和误记，也便于评估自身风险。

（一）审查要点一 这件事究竟是怎样知道的

回想第一次得知的时间、地点和具体方式。配偶说过的话、亲眼看到的过程、后来查看流水才知道的情况，应当分别说明。不能把“后来知道”写成“收款前就知道”。

核对当时的完整聊天、账户通知和已有日历记录，有助于确定先后顺序。材料确实缺失或记忆不清的，如实说明不确定范围，不因为夫妻共同生活就推测自己必然知道。听配偶说的内容并非当然没有证据价值，但其来源和真实性需要核查，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》第六十八条。[2]

（二）审查要点二 自己在哪一步实际参与

把收款、保管、转账、使用分别梳理。替配偶保管过卡，不当然等于知道每一笔交易；本人收到付款人说明、按安排收钱并共同支配的，也不能只用“卡是丈夫让我拿着的”概括。

可将到账时间、指令时间、第一次得知用途的时间和本人操作时间放在一起核对。若被认为“经手就是明知”，应说明各次操作时的真实认识和可验证线索；若确有共同商议，也应如实说明。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和2007年受贿意见第七项，是评估共同责任的依据。[3][4]

（三）审查要点三 借款或经营收入有什么实际依据

配偶把钱叫作借款，并不直接证明真实借贷；账户里有较大收入，也不直接证明全部属于受贿。要核实付款人与家庭的关系、实际交付、借款用途、还款经过，或者经营业务、履行和结算情况。

当时形成的合同、完整流水、交付记录可以帮助检验说法。没有某一份单据，不等于必然违法；已有书面名目，也不等于性质已经确定。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》第四十三条和实施条例第六十七条、第六十八条，相关解释应当放入完整证据中核实，不靠临时补造材料成立。[1][2]

（四）审查要点四 笔录有没有保留原来的意思

“丈夫说这笔钱是借款”记录的是信息来源；“我知道这笔钱是借款”可能被理解为本人确认性质。核对时还要看有没有漏掉“当时没在场”“后来才知道”“未清点金额”等真实限制条件。

发现遗漏、差错，应具体指出位置并要求补充、更正。已经签认后发现问题的，也应及时说明原记录哪里不准、真实经过如何、有什么核查线索，不能为维持表面一致而继续说错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》第八十五条规定笔录核对和更正，第九十八条将相应要求适用于询问。[2]

五、现在可以做什么，律师怎样提供帮助

【核心结论】赴谈前可先获得家属自身风险咨询；赴谈时独立、如实陈述并核对笔录；赴谈后按要求补充真实材料。法律帮助应与当前程序相对应。

（一）赴谈前整理一页事实清单

清单只需列出被问款项、本人实际经手动作、知情来源、对应材料及不确定之处。不必先写一篇替配偶解释全部案情的长文。收到通知后，核实机关、时间、地点、要求携带的材料及自身被告知的身份；对健康、照护等现实困难，通过正式联络渠道如实说明，协商安排。

本人合法持有的原始聊天、银行明细应完整保存。提交材料时说明出处和对应事项，能够依法留存的清单、接收记录予以保留。不要删改上下文，也不要联系付款人或其他家属统一说法。

（二）赴谈时把事实说具体，把差错当场指出

首次询问的身份告知、通知和调查人员人数，依实施条例第九十四条等规定办理。如实回答已知事实，记不清的说明范围；需要查原始凭证的，说明待核事项。对笔录有异议，准确指出内容，不以情绪争执代替更正请求。[2]

亲属关系不带来普遍拒绝作证权。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三条有关配偶、父母、子女免于强制到庭的规定，针对刑事审判中的强制到庭，不能直接用来拒绝监察询问。[2][7]

（三）把自己的咨询与配偶的辩护区分清楚

现在可以找律师评估家属自身的收款、保管和知情经过，整理合法材料，核对询问程序及补充说明。若家属与配偶可能各自涉案，应先核实委托主体和利益冲突，评估是否需要独立法律帮助。

监察调查阶段，不能直接套用普通刑事侦查中的律师会见、阅卷或取保候审制度，也不能把咨询服务理解为律师当然可以进入询问现场陪同作答。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，辩护律师依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、第三十九条、第四十条等规定办理委托、会见和阅卷，进一步审查证言与客观材料是否一致。[7]

在成都寻求这类服务，可以向由成安律师领衔的卓安刑事风控委员会咨询。首次咨询重点带好已收到的通知、与被问款项直接相关的原始记录，以及本人经手经过。请律师帮助判断自己面临什么风险、还缺哪些材料、下一步怎样依法说明。

附 卓安在本问题上的服务积累与刑事风控委员会

服务积累：卓安长期开展职务犯罪法律服务。前述Z女士案中对家庭收入、支出和鉴定意见的核查，为处理家庭收款说明提供了具体的证据审查参照。

卓安刑事风控委员会：由成安律师领衔，设有公职人员风控部、专项风控部等业务部门。围绕本题，服务可落在家属自身风险研判、真实材料整理和赴谈前后的程序咨询，具体范围依案件及委托确定。

专业协作：团队具备原检察、审判工作背景的专业人员，可从资金与职务事项的联系、证言形成和证据审查等角度协同分析。相关经历用于支持专业判断，不代表对办案机关的影响或处理结果保证。[8]

规则与案例来源

以下规范按2026年10月31日可查公开文本核对。

[1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》（2024年修正，2025年6月1日起施行），第十八条、第二十二条、第二十四条、第四十三条。官方全文。

[2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》（2025年修订），第六十七条、第六十八条、第八十五条、第九十四条、第九十六条、第九十八条。官方全文。

[3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，第二十五条第一款、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、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。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库。

[4] 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《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，法发〔2007〕22号，2007年7月8日，第七项。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文本。

[5] 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《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，法释〔2016〕9号，2016年4月18日起施行，第十六条第二款。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文本。

[6]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6年10月21日刊发《过好亲情关 算清廉洁账——厘清与亲属共同受贿的罪责边界》，情形②张某、余某案。地方纪委监委转载全文。该案为官方文章披露的典型案例，不作为指导性案例引用。

[7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（2018年修正），第三十四条、第三十九条、第四十条、第一百九十三条。官方全文。

[8] 成安律师团队国企食品公司Z女士案授权脱敏说明及卓安现行服务介绍。

免责声明

本文仅供参考，不构成针对任何具体案件的正式法律意见，也不构成案件结果承诺。文中案例已作必要脱敏处理，具体事实和处理结果以相应完整资料为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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