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摘要】

【核心结论】家人的礼品、饭局和旅游费用被一起核查，不等于这些往来都会被认定为受贿。要逐笔看送礼人与其职务的关系、是否存在请托谋利、本人是否知情接受，以及实际获得了什么利益、价值多少。

纪律处分可以关注可能影响公正履职的交往；认定受贿犯罪，还要证明相应犯罪要件。本文结合现行规则、公开业务辨析和成安律师团队案例，回答三个问题。

老朋友逢年过节送礼、请吃饭，哪些事实会改变交往性质？

本人没有拿到现金，亲属参加旅行、他人代付费用，能否计入受贿？

账单和礼品估价存在争议时，家属怎样保存材料、由律师依法核对？

当前可做的，是把每次往来的时间、事由、付款、受益和退还情况分开列明，保留原始凭证，避免用一句“都是人情往来”概括所有事实。

一、只是问了几顿饭、几次旅游，为什么还要翻过去的账

【核心结论】核查范围扩大，说明需要还原交往经过，不能据此判断已经构成犯罪；本人和家属应当把每笔事实讲清楚。

家人被谈话后，家属发现调查的问题很细：谁在春节送过酒，谁安排过周末旅行，哪顿饭由企业结账，配偶收过什么快递。最容易出现的反应，是认定“平时的人情往来也要算受贿了”，或者反过来认为“没有拿现金，最多就是吃喝问题”。这两种判断都跳过了具体事实。

同一个人可能既是多年朋友，也是自己负责审批、监管或者采购事项中的相对方。一次聚餐可能由多人共同参加，账单中既有公务接待，也有个人消费。一次旅行可能先由朋友垫款，随后真实结清；也可能从一开始就约定由企业承担全家的费用。外观相似，法律评价可能不同。

先区分责任层次。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第九十七条、第一百零一条分别涉及违规收受财物，以及接受、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、旅游等安排。对公职人员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》第三十四条也有相应规定。非党员不能当然套用党纪处分，但仍可能承担政务处分责任。

受贿罪则要回到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三百八十五条。本文主要讨论国家工作人员非法收受财物、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情形；利用职务便利索取财物的，不能以“没有替对方办成事”排除受贿。是否属于该罪主体，也须结合涉案期间身份、职责和实际从事的公务判断。

因此，同一次核查可以同时涉及纪律、职务违法和犯罪问题。这些评价既有关联，也有各自条件。先按事实逐笔整理，再分别判断性质，才能避免把应当说明的问题漏掉，也避免把全部日常支出直接合并成犯罪金额。

二、没有当场托人办事，也可能需要核对受贿要件

【核心结论】收受财物时有没有说出“帮我办事”，只是判断的一部分；此前的职务帮助、明知的具体请托和特定管理关系，都可能影响结论。

（一）收礼与谋利，不必发生在同一天

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《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法释〔2016〕9号，以下简称“2016年解释”）第十三条，将实际或者承诺谋利、明知具体请托，以及履职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财物等情形纳入判断。不能仅凭“收礼当天没提要求”，否定此前已经形成的职务联系。

该条第二款还对上下级关系、行政管理关系中的财物作了特别规定：财物价值达到三万元以上，且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，视为承诺谋利。适用时必须核实双方关系、价值和职权影响，不能推广成“所有朋友送满三万元就构成受贿”。三万元也不是可以放心收礼的额度；存在具体权钱交易等事实时，应结合相应数额、情节规则判断。

（二）互相送过礼，仍须分别看目的

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业务探讨《国家工作人员与请托人互送大额财物如何定性》，以甲乙夫妇与丙的往来说明这一问题。夫妇利用职权帮助丙经营，收受财物630万元；另向丙送出100万元，请其帮助子女调动、本人提拔。文章认为，两方向的给付各有请托目的，应分别评价，100万元不能直接抵扣受贿数额。此为公开业务辨析，未披露生效裁判及刑期。对读者的启示是：回礼的时间、原因和用途，比“有来有往”四个字更重要。

（三）旅游等消费利益，也可能属于财物

2016年解释第十二条明确，贿赂犯罪的财物包括财产性利益，需要支付货币的旅游等利益也在其中，相应金额按实际支付或者应当支付的数额计算。没有现金转入本人账户，不能直接排除受贿；但认定某次消费属于受贿，仍须证明相应职务联系、接受利益等事实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》第三十六条、第四十三条要求监察取证衔接刑事审判标准，并收集有无违法犯罪、情节轻重的证据。落实到这类问题，既要核对请托和付款，也要核对真实结算、本人知情程度和实际受益范围，不能只收集支持某一方向的材料。

三、总金额写进指控后，仍要逐笔审查款项性质

【核心结论】成安律师团队案例说明，已经列入案件总额的款项，仍须有独立的性质判断与证据支持；提出异议应当对应到某一笔钱和具体理由。

成安律师团队办理的D某受贿案，一审认定受贿75.05万元，判处有期徒刑六年。其中50万元涉及“以借为名”的索贿认定，是二审争议的重点。团队针对该笔款项的性质提出辩护，二审不再认定该50万元受贿，改判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。

这起案例直接涉及的是借款与索贿的区分，并非礼品、宴请或者旅游费案件。它说明总额中每笔款项都需要审查，不能据此推出“只要说是借款就能排除受贿”。二审排除了部分金额，仍然作出了有罪判决。

如果把同样的审查要求用于礼品和消费费用，问题就会变得具体：某笔旅行费用有没有被他人最终承担；一张采购发票对应多少件礼品，其中哪些实际交付给本人；一笔退款是原交易撤销，还是案发后的退赃；所谓“多年照顾”，能否落实到实际职责和事项。这些都需要材料检验，不能用其他案件的结果代替本案证明。

案例中的二审结果，也不意味着家属要等到上诉时才整理。原始订单、支付记录和往来凭证在危机初期就值得保存。越早说明材料来源、对应事项和争议所在，后续依法审查时越容易定位；但这些准备不能被扩写为律师在监察调查阶段当然具有会见、阅卷等权限。

四、礼品和消费费用应当分开审查的五个要点

【核心结论】判断性质与核算金额要前后衔接。先核对职务关系和利益接受，再审查费用归属、物品价值及退还事实。

审查要点一、朋友关系是什么时候与职务关系重合的

老同学、老朋友的称呼，可以说明双方认识，却不能完整解释某一笔贵重礼品。应当核实何时相识、过去怎样交往，任职前后赠送频率和价值是否发生变化，对方何时进入本人职责范围，收礼前后是否出现项目审批、工程结算或者采购等事项。

把既往正常往来的凭证与涉案期间的职务材料放在同一条时间线上，才能检验两种解释：是延续原有交往，还是借旧交情输送利益。不能仅因存在管理关系就把所有往来定性为犯罪，也不能以相识多年否定已经发生的权钱交易。纪律层面仍须核对可能影响公正履职的情况。

两高《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（法发〔2008〕33号）第十部分，要求结合交往背景、财物价值、缘由时机、请托及谋利情况综合区分贿赂与馈赠。正常交往材料应当如实呈现，不能临时补出一段不存在的交情。

审查要点二、没办成事与没有谋利意思，是两回事

核对请托，不能只问有没有签字批准。应当查明本人有没有承诺、是否明知具体事项、是否已经提供职务帮助，以及事后送礼是否基于此前履职。对方最后没有中标，不能单独证明此前没有请托、承诺或者收受财物。

应将能够合法取得的沟通记录、相关事项的办理时间与岗位职责相互比对。对“只是正常履职”的解释，也要看收受财物与该履职是否存在联系，不能认为办理的是合法事项就一定不构成受贿。收受型受贿中的“为他人谋取利益”，不一概要求谋取的是不正当利益。

对于为请托人谋利前后多次收受财物，2016年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还规定，受请托前收受的财物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，应当一并计入。这个规则有其职务谋利、多次收受等前提，不能解释成请托前每次收礼不到一万元就可以排除风险。

审查要点三、一张总账单，不能直接等同于一个人的受贿金额

饭局要查谁组织、哪些人参加、消费是否真实、谁最终付款，本人接受的具体利益是什么。旅行要查出行人员、机票住宿和行程项目、本人或者家庭原应承担的费用，以及垫付后是否真实结清。发票抬头写着企业，不能独自证明全部费用都属于个人受益。

比较发票、订单、付款流水、退款记录和实际行程，可以发现总价是否含其他人的费用、未成行项目或者已经取消的服务。同桌多人、全团同行的费用如何归属，需要结合利益安排、实际接受范围和证据判断，不能把总额全部计入个人，也不能由家属简单除以人数得出结论。

家属真实支付的款项，应核对支付时间、金额、收款人和事由是否与原费用对应。后来补付款与事前约定的真实结算，法律意义可能不同。2016年解释第十二条提供财产性利益的金额规则，具体归属还要有事实证明；一次饭局的普通参与和接受能够认定为受贿的消费利益，也不能直接画等号。

审查要点四、名表、字画和珠宝的价值，要核对收受时点与认定程序

送礼人说“值几十万元”，只能成为核查线索。应先确认实际交付的是哪件物品、真伪如何、何时收受，购买票据能否对应实物，再核对估值依据。今天网上同款的挂牌价，不能直接替代涉案物品的价值认定。

两高《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（二）》（法释〔2026〕6号，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，以下简称“2026年解释（二）”）第十一条规定，受贿数额一般按收受时的财物价值认定。第十二条要求对真伪不明财物及珠宝、玉石、字画、手表、贵重金属等特定财物进行真伪鉴定，对价值不明财物进行价格认定。

上述特定财物一般还应进行价格认定；购买票据齐全、能够有效证明收受当时真实价格，且行受贿双方无异议的，不作价格认定。经过价格认定的，一般以认定价格计算；但按受贿人授意购买特定物品后给予的，以实际支付购买金额认定。不能只挑对自己有利的一种价格。发现具体问题，应记录物品、基准时点、票据或方法上的异议，由律师在适当阶段依法提出。

审查要点五、回礼、及时退还与案发后退赃，各有不同意义

回赠礼物可能用于说明交往背景，也可能是另一项利益交换，不能当然从已经成立的受贿金额中扣减。是否发生真实退还，应对应到原收受财物、退还时间、接收人和凭证，避免把其他转款当成退款。

两高《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（法发〔2007〕22号）第九部分规定，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，不是受贿；受贿后因相关人、事被查处，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者上交的，不影响认定。是否及时、是否具有受贿故意，需要结合收受和退还全过程判断，没有适用于所有案件的固定天数。

已涉嫌犯罪的退赃，应与原先是否真实接受利益分别审查。2026年解释（二）第二十二条对积极退赃及亲友自愿代退作了规定。家属可以依法配合退缴，同时保留逐笔性质、金额异议；不能把退缴理解成保证不追责，也不能为了制造“早已退还”的外观补造凭证。

五、现在先整理什么，才能让后续审查有据可查

【核心结论】本人如实核对经历，家属保存合法持有的材料，律师按程序阶段评估争点，各自的工作都有具体边界。

（一）本人按实际经历核对，家属按原始材料整理

本人对谈话、讯问笔录，应逐项核对礼品种类、日期、请托事项、费用承担和本人知情时间。记不清的说明记忆边界，听他人说的说明信息来源，发现记录有误应提出更正，不能为保持表面一致继续确认错误内容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》第五十条规定，谈话、讯问笔录由本人阅看后签名。

家属可以先做以下对照，未知处注明事实尚不掌握，留给依法核实；不需要自行向同案人或者送礼人打听、统一说法。

整理时保留原始载体和完整上下文，另做目录说明每份材料对应哪次往来。单位内部文件、他人账户和第三方订单，应通过合法渠道取得；无权调取的只提供线索，不冒用账号、不私自带走内部资料，也不把无关隐私材料公开上传。

（二）监察调查与移送后，律师工作的条件不同

监察调查期间，可以围绕家属合法掌握的材料开展咨询、梳理事实与风险，评估材料提交和相关权利行使事项。不得直接套用普通公安侦查中的会见、阅卷、取保候审安排，也不能承诺进入留置场所会见或者陪同接受监察讯问。

移送审查起诉后，受委托的辩护律师可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四十条阅卷，并依法核对供述、证言、资金材料、费用结算和鉴定、价格认定意见。家属此前的目录可用于定位差异，不能替代律师对全案证据的审查。对有依据的争议，可以依法提交事实、定性、金额或者从宽情节意见。

与律师沟通时，先明确目前阶段、最需要核实的几笔往来、缺少哪些材料，以及下一节点可以开展什么工作。向办案机关提交的法律文件、团队内部底稿和能够向家属反馈的内容，依法律及委托约定分别处理，不能要求当然取得全套案卷和会见记录。

不要删除订单聊天、补签虚假借据、制造退款、联系他人对口径或者转移被依法控制的财物。正常法律咨询、依法提交材料和行使申辩权可以开展。危机初期能做好的第一件事，就是选出争议最清楚的一笔，把原始凭证、时间和争议理由对应起来。

条文与案例来源索引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三百八十五条、第三百八十六条。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库公开现行文本。 官方原文

2.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（2023年修订）第六条、第九十七条、第一百零一条。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举报网站公开文本。 官方原文
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》第三十四条。国家统计局公开文本。 官方原文

4.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《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，法释〔2016〕9号，第十二条、第十三条、第十五条、第十六条。2016年4月18日起施行，与后续解释衔接适用。 官方原文

5.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《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（二）》，法释〔2026〕6号，第十一条、第十二条、第二十二条。2026年5月1日起施行。 官方原文

6.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《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，法发〔2008〕33号，第十部分，2008年11月20日印发。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开文本。 官方原文

7.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《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，法发〔2007〕22号，第九部分，2007年7月8日印发。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开文本。 官方原文

8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》（2024年修正，修改决定自2025年6月1日起施行）第三十六条、第四十三条、第五十条。 官方原文

9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四十条。新华网受权发布文本。 官方原文

10.刘宇、张玉亭《国家工作人员与请托人互送大额财物如何定性》。秦风网转载，标注来源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；仅作为业务辨析引用。 官方原文

11.成安律师团队D某受贿案，依据团队提供的脱敏案例说明。本文仅引用一审金额、刑期及二审对争议50万元的处理和改判结果，不作个案结果预测。

附：卓安在刑事风控领域的积累与刑事风控委员会

服务积累：卓安由成安博士于 2013 年发起设立，是全国首批专注刑事的刑事专业律师事务所之一。卓安刑事风控委员会同由成安博士发起设立，是国内最早把刑事风控做成一项独立业务的律师团队之一，设立时国内单列这项服务的律所尚不多见。委员会的使命是"为事业筑防线，为人生守平安"，愿景是成为企业经营与公职人员履职中值得信赖的刑事风险顾问，下设刑事合规建设部、企事业风控部、公职人员风控部、行业与领域风控部、专项风控部、刑事普法部六个业务部。十余年间，委员会把刑事风控拆成四个动作——排查、培训、建制度、处置危机，并从人员、组织、行业与领域四个维度分层识别风险点，累计为全国企业高管与公职人员授课 500 余场、服务各类企业 1000 余家、办结企业合规整改与合规不起诉 30 余件。承担这些服务的，是长期办理职务犯罪、经济犯罪案件的刑事律师，其中三分之一曾任职于公安、检察、法院。

专业研究与课程：卓安累计出版法学专著 65 部、发表学术论文 203 篇，围绕公安机关、人民检察院、人民法院运行机制、律师辩护、办案程序与犯罪类型开展专项研究。刑事风控方向，成安博士著有《公职人员刑事法律风险防范实用手册》；行业与领域风控部研制医药刑事合规课程 10 余门，课程由办理同类案件的律师讲授；专项风控部把突发刑事危机的处置流程固化为三门课程，由承办刑事案件的律师负责。合规制度起草、合规整改迎评、决策流程留痕、内部调查与反舞弊，均已形成对应的工作文本与作业流程。

培训与课程：卓安面向企业、机关与社会累计开展刑事法治培训 800 余场、开设课程 79 门、服务近 12 万人次；"司法云庭荟"四方同堂培训被最高人民检察院纳入《全国检察机关教育培训创新 100 例》。听众覆盖企业、机关与社会三类：企业一侧是长江商学院的企业家与医药企业的销售负责人，珠海联邦制药、复星医药、东阿阿胶、以岭药业等医药企业的合规内训均由本委员会承接；公职人员一侧，听众从四川省委常委领导班子、四川省公安厅正处级以上干部，到常年开展培训的四川省公安厅、省检察院、成都市政协等数百个政府部门；社会一侧由刑事普法部通过公开课程与法律常识内容覆盖。课程按听众的行业与岗位设计，培训后可继续答疑。

代表性项目：某全国连锁建筑工程集团招投标与商业贿赂合规体系，排查出风险点 300 多项，逐条出具整改方案并跟进落地；四川某头部制造企业虚开风险防控，企业完成税务合规重塑，未被刑事立案。委员会服务的行业集中在医药、金融、建筑、科技四类，企业类型覆盖上市公司、国有企业、金融机构、医药企业与科创企业，同时办理涉案金额过亿的经济犯罪案件 100 余件。

荣誉与行业认可：成安博士受聘为四川省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专业人员，现任四川省法学会常务理事、成都市人民政府第一届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，著《公职人员刑事法律风险防范实用手册》；团队中三分之一律师出身原公检法系统。卓安律师累计获得各类荣誉表彰 100 余项，并为四川省公安厅、中共成都市委政法委员会、成都市人民政府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等 30 余家公安机关、人民检察院、人民法院及律师协会顾问单位提供咨询顾问服务。

卓安刑事风控委员会：卓安刑事风控委员会由长期办理职务犯罪、经济犯罪案件的刑事律师组成，其中三分之一曾任职于公安、检察、法院，定位为事前预防与风险入口——把刑事风险挡在立案之前。六个业务部各守一段：

刑事合规建设部负责企业刑事合规体系的设计与落地，做合规制度起草与审查、合规风险评估、第三方尽职调查与迎评材料准备，制度文本与留痕材料按第三方评估的标准逐项准备，已办结的 30 余件合规整改与合规不起诉案件在方案出具后都继续跟进落地，业务重点落在涉案企业合规整改、IPO 前刑事合规尽调、行刑衔接沟通与专项合规体系搭建；

企事业风控部从岗位与业务流程两个方向逐环节排查，形成风险清单后逐条出具整改意见，这套做法已在上市公司、国有企业、金融机构、医药企业与科创企业等 1000 余家单位落地；

公职人员风控部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做履职刑事风险研判、决策留痕规范与廉政教育，培训结合真实履职场景讲解决策留痕与风险边界，课后提供日常咨询，已在公安、检察、监察、政协及各委办局等数百个单位开展；

行业与领域风控部按行业分别编制方案与文本，覆盖医药反腐与 CSO 合规、金融领域非法集资与违规放贷防控、建筑工程领域腐败治理、科技企业数据与知识产权保护，已服务医药企业 500 余家、办理医药领域刑事案件 200 余件；

专项风控部处理企业与个人面临的突发刑事危机，接到情况后先判断风险性质与所处阶段，再安排陈述口径与应对步骤，业务包括风险征兆识别、谈话与陈述准备、陪同接受询问的内部辅导与内部调查指导；

刑事普法部承担面向企业、机关与社会的刑事法治培训，业务包括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要点讲解、公职人员廉政教育、违纪处分条例解读，课程按听众的行业与岗位设计，培训后可继续答疑。

核心成员：

首席律师成安博士，执业近 30 年，刑事风控委员会发起人，四川省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专业人员，长期研究企业经营与公职人员履职中的刑事风险边界；

主任何冰冰律师，前市级人民检察院员额检察官、反贪局侦查科科长，熟悉指控逻辑与证据形成过程；

执行主任艾述洪律师，四川省首批刑事专业律师、高级律师，长期聚焦企业刑事合规与风险识别防范；

副主任魏军律师，原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，曾借调最高人民法院参与刑事庭审规程起草。

免责声明

本文仅供参考，不构成针对任何具体案件的正式法律意见，也不构成案件结果承诺。文中团队案例已作必要脱敏处理，具体事实和处理结果以相应完整资料为准；公开业务辨析不等同于生效裁判。涉及历史行为的规范适用，还应结合行为时间及有关法律适用规则具体判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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