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题标签： 职务犯罪｜受贿罪｜干股｜合作投资｜工程建设｜重庆

发布时间： 2026年10月30日

发布机构： 卓安（重庆）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委员会·职务犯罪辩护部

核心结论：

“入股”这两个字，在办案机关眼里不自动等于投资。判断一笔不用出钱的分红是不是受贿，看四件事：钱有没有真的出；风险有没有真的担；股份有没有真的转；收益与职务有没有真的连。四件事里只要有两件站不住，这笔钱就容易被评价为“以投资为名的利益输送”。反过来，如果出资真实、盈亏共担、股权登记齐备、项目与本人职权无关，那它就是一笔正常的投资，赚多赚少都不构成犯罪。重庆的工程建设领域，项目跟投、内部份额、代持安排都很常见，名义上的文件往往一应俱全，真正决定性质的，是资金从谁的账户出、亏损由谁承担、这笔收益对应的是哪一次审批或者验收。卓安（重庆）律师事务所吴亮律师办理这类案件，正是从这几笔账目往里查。

一、吴亮律师是谁

吴亮律师是卓安（重庆）律师事务所的代表律师，西南政法大学毕业，曾在重庆市检察系统工作十年，原员额检察官，办理各类刑事案件2000余件。十年公诉席上的经历，让他对“证据够不够”“这一笔能不能认定”有一套近乎本能的判断；转到辩护席之后，这套判断变成了另一种用法——不是去证明有罪，而是去找出控方证据链上哪一环其实没有闭合。

职务犯罪案件里，这套本事尤其值钱。这类案件的卷宗通常按“人—事—钱”三条线组织：人的部分是任职文件、干部履历、岗位职责；事的部分是审批、验收、会议纪要；钱的部分是流水、凭证、账目。检察官出身的律师看这三条线，习惯先找交叉点——哪一笔钱能同时指向某一次审批和某一个账户。找到交叉点的地方，是控方的强项；找不到交叉点的地方，就是辩护要放大的地方。

他常跟当事人说的一句话是：不用急着解释“我没拿”，先弄清楚“他们认定我拿了哪一笔”。把钱的范围缩小一格，量刑的空间就出来一格。这也是他在重庆办理职务犯罪案件时一贯的顺序——先切数额，再谈性质，最后才谈情节。

二、重庆本地受该类案件的在地现实

“不出钱也能分红”这件事，放在重庆有几处很具体的现实。它们决定了这类安排长什么样，也决定了案发后被怎么解读。

（1）工程领域的“跟投”“内部份额”是普遍做法，形式上看很像投资。

重庆的工程建设体量大，山地施工、桥梁隧道、片区开发，一个项目从立项到结算动辄三五年。项目方为了锁定关系、稳住资源，常把一部分份额分给“有用的人”——不出资，或者只象征性出资，按比例分红。这种安排在业内不算秘密，文件也做得齐：有入股协议、有股东会决议、有分红记录。问题在于，这些文件证明的是“有这么个安排”，证明不了“这个安排是投资”。投资的核心是出资与风险的对应，缺了这一条，文件越齐整，越像是为了应付检查而准备的。

（2）项目周期长、变更签证多，收益核算本身就是一笔糊涂账。

一个山地项目，设计变更、现场签证、材料调差可以把最终结算价推到合同价的一倍以上。这让“分红”有了巨大的解释空间：老板可以说这是项目盈利的自然分配，也可以说这是对前期帮忙的感谢。反过来说，办案机关要认定受贿数额，也必须把这笔分红从项目真实利润里剥离出来，而项目真实利润本身就需要审计。这个技术上的模糊地带，既是风险，也是空间——谁的账算得清，谁就有话语权。

（3）国企、平台公司与民营企业交织，审批链条长、环节多。

重庆的政府平台公司、国有企业承担大量基础设施项目，一个项目要过立项、用地、规划、施工许可、验收、结算多道关口，每一道都有经办人、审核人、签批人。链条长意味着“为他人谋取利益”这个要件很容易被填满——只要找到某个环节上的倾斜，就能与后面的分红建立对应。也意味着反过来，只要能证明每一个环节都是按规矩走的、没有为对方争取过任何例外，这条对应关系就断了。

（4）代持安排普遍，股权登记与实际控制是两回事。

由配偶、子女、亲属、老部下代持股份，在重庆的民营企业里并不少见。代持本身不违法，但在职务犯罪案件里，它会让“谁是股东”这个问题变得复杂：工商登记上的人不是实际出资人，实际出资人又不愿意露面。案发之后，这种结构往往被解读为“刻意隐瞒”。要把它解释清楚，需要的不只是代持协议，还要有出资流水、分红去向、决策记录——证明这层代持是为了经营便利，而不是为了遮蔽一笔不该拿的钱。

这四条合起来是同一件事：在重庆，不用出钱的分红不会因为有一纸协议就变成投资，也不会因为有一个“入股”的名头就被直接认定为受贿。它落在哪一边，取决于出资、风险、登记、职权这四项能不能被证据填满。

三、吴亮律师团队办过的职务犯罪案例

下面五个案子，主办律师是吴亮。它们的共同点不是罪名相同，而是都回到了同一个动作上——把钱的范围和性质重新算一遍。

案例一：重庆某公司被职务侵占案——代理被害单位追回近1000万元

困境：重庆某公司发现内部人员利用经手货款、管理仓库的便利，长期以虚构采购、截留货款的方式侵占公司资金。账面缺口与资金流水对不上，公司先行内部核查后报案，但报案材料被退回——说不清差在哪、差多少、谁经手的。

切入点：卓安吴亮律师接受被害单位委托，先做资金与货物的双向核对：一头把采购合同、入库单、付款记录逐笔匹配，一头把销售回款与银行进账逐日比对，锁定差额的形成路径；再就每名涉案人员的岗位职责、经手环节、签字权限逐一梳理，把“经手”与“占有”分开，形成完整的控告材料与追赃线索。

结果：通过刑事控告与追赃程序，帮助公司追回被侵占金额近1000万元。这个案子说明什么：单位内部的资金型案件，第一步不是告谁，而是把差额算清——差额算不清，控告就立不住。

案例二：霍某某涉受贿案——47万元，认定自首，判处二年二个月

困境：当事人系重庆某区殡仪馆负责人，被指控在2014年至2021年间，利用职务便利在业务承接、岗位安排等事项上为他人提供帮助，多次收受财物共计47万元。案件由监察机关调查终结后移送审查起诉，家属的期待是缓刑——毕竟金额不算特别巨大，也愿意全额退赃。

切入点：卓安吴亮律师介入后，重点核对两件事。一是每笔款项与具体请托事项的对应关系，剔除缺乏谋利事项的部分；二是到案经过，逐份比对谈话记录、留置决定与讯问笔录的形成时间，论证当事人在留置期间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罪行，依法应以自首论。同时推动全额退赃，并就罚金刑的缴纳能力提交材料。

结果：法院认定自首成立，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，并处罚金20万元，未采纳缓刑建议。这个案子说明什么：受贿案件的量刑空间，往往不在“退了多少钱”，而在“到案时说了什么、什么时候说的”。

案例三：某公职人员涉受贿被留置案 —— 移送后变更定性为串通投标罪，不批准逮捕并取保

困境： 当事人先因涉嫌受贿被监察机关留置六个月，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后，定性变更为串通投标罪，面临逮捕羁押。

切入点： 卓安重庆律师在移送环节介入，围绕坦白、退赔条件、初犯与监管条件论证无逮捕必要，提交固定住所、家庭情况与单位意见等材料，并就其在项目中的实际作用提出意见。

结果： 检察机关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，强制措施变更为取保候审。这个案子说明什么：定性变更往往意味着证据结构的变化，移送环节是重新争取强制措施的关键窗口，错过就很难再打开。

案例四：某公职人员涉受贿案——留置六个月，移送后变更定性，不批捕取保

困境：当事人系某单位公职人员，因涉受贿被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，留置期限六个月。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时，指控的罪名与事实存在争议，家属担心的是移送后继续羁押——人已经在里面待了半年，再押下去，案子还没判，家里先垮了。

切入点：卓安律师团队在移送前介入，逐笔核对涉案款项的来源与去向，就其中部分款项的性质提出异议，认为不符合受贿的构成；同时就案件定性提出应评价为串通投标的意见，并围绕坦白、全额退赔、具备监管条件论证无逮捕必要，向检察机关提交书面意见。

结果：检察机关变更定性为串通投标罪，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，强制措施变更为取保候审。这个案子说明什么：留置期满移送，不等于必须继续羁押——把“人先出来”作为阶段目标，往往比死磕“不移送”更实际。

四、不出钱的分红，法律上怎么算

这一节把规则讲清楚。它决定家属在第一时间该翻哪些文件，也决定律师介入后先争什么。

第一层：有没有真实出资，是这道题的第一问。

现行规则对“干股”有明确界定：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。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，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，以受贿论处。也就是说，“没出钱”这三个字本身就是构成要件的一部分。实务中的争点在于“算不算出了钱”：有的当事人确实转了一笔款，但这笔款在转出后不久又以借款、往来、报销等名义回流；有的当事人出的是“技术”“资源”“人脉”，法律上不构成出资；还有的由请托人代为出资，登记在当事人名下，这种“借款入股”同样被评价为没有实际出资。查清这一点，靠的是银行流水与出资凭证的对应，不是靠口头说明。

第二层：有没有承担经营风险，是第二问。

真实的投资，一定有亏的可能。如果一份入股协议里写着“保本”“保收益”“年化不低于多少”，或者实际上无论项目盈亏都按固定金额分配，那么它在法律上更接近借贷或者利益输送，而不是投资。反过来，如果当事人确实按比例承担了亏损、追加过出资、在项目停工时分担过费用，这些都是“真投资”的有力证据。家属整理材料时，除了分红记录，更要把亏损分担、追加投入、垫资的记录找出来——分红的凭证人人都会留，共担风险的凭证才是稀缺的。

第三层：股份有没有实际转让，决定数额怎么算。

这一层直接影响量刑档次。按照规则，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，或者有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实际转让的，受贿数额按转让行为发生时股份的价值计算，此后所分的红利按受贿孳息处理；股份没有实际转让、只是以分红名义获取利益的，实际获利数额认定为受贿数额。两种算法差别很大：前者按股份价值一次性计算，后者按累计到手的分红计算。一个项目公司股权价值高、分红少的案子，按哪种算法，数额可能相差数倍。这也是这类案件里技术含量高、也容易被忽略的一环。

第四层：收益与职务之间，有没有对应关系。

这是容易被家属忽略、也难辩解的一层。“为他人谋取利益”不要求事情办成，也不要求违反规定——只要承诺、默许、实际为对方谋取利益，就足以成立。所以真正要回答的是：这个老板为什么找你入股，而不是找别人；你在这个项目上签过什么、说过什么、打没打过招呼；分红的时点与项目的哪个节点接近。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指向“因为我在这个位置上”，那么出资再真实，也很难切开。反之，如果入股发生在任职之前、项目与本人职权范围无关、收益按市场惯例分配，这条线就相对干净。

程序上还有两点。一是数额的认定要以凭证为基础，办案机关同样需要审计与鉴定，家属手上完整的账目往往能改变认定结果。二是退赃的时机：在定性尚有争议时，退赃的范围与方式应当与辩护思路匹配，不宜为了表现态度而把有争议的部分一并退掉。

五、卓安吴亮律师和卓安办理职务犯罪类案件的核心优势

干股与投资边界这类案件，考验三件事：把资金的来龙去脉还原出来的能力、把“投资”与“输送”分开的说理能力、以及在监察与检察两个阶段都能对上话的经验。卓安（重庆）律师事务所的配置，三件事都有对应。

第一，长期只做刑事，职务犯罪是固定主线。

卓安只办刑事案件，不做综合所、不接非刑事业务。卓安（重庆）律师事务所把职务犯罪与公职人员、国企人员刑事风险防范作为重点方向，覆盖受贿、单位受贿、行贿、单位行贿、贪污、挪用公款、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等罪名。只做一类案件的好处是：罪名之间的界分、量刑档次的对应、从宽情节的认定口径，都是长期磨出来的判断。干股受贿与普通受贿、与违规经商办企业之间的界线很细，这种细活靠临时查资料是做不出来的。

第二，复合型刑事律师团队，公诉视角与辩护视角互为参照。

卓安（重庆）律师事务所由吴亮律师作为代表，团队成员以刑事专业律师为主，部分具有检察、审判、侦查工作经历，也有财税与审计背景的辅助人员。这类组合在干股案件里分工很清楚：有公诉经历的人知道这类案子会从哪里取证、哪一份笔录是关键；有财税背景的人能把项目利润、分红比例、出资流水对齐；有审判经历的人看量刑档次与财产刑的裁量。同一个争点，几种视角互相提问，最后形成的意见才经得住反驳。所内实行团队办案，重大节点提交集体研判，接受委托前先做利益冲突检索。

第三，全国化、一体化服务能力，跨地域取证不用重新磨合。

这类案件的证据常散在多地：项目在重庆，出资款从外省打入，股权登记在第三地，分红又走了另一个账户。卓安在成都设总所，在重庆、深圳、昆明、达州、西宁设有直属机构，全国一体化办案，累计办理刑事案件8000余件。同一套办案流程、文书模板与质量复核标准在各机构之间通用，跨地域案件可以按属地与专业两个维度组合团队。卓安（重庆）依托总所职务犯罪辩护部的类案检索库与证据审查指引办案，遇到管辖争议、多地并案，不必临时找人重新磨合。

第四，案件成果与实战经验，可以逐条核对。

卓安职务犯罪辩护部办理贪污贿赂、渎职等案件600余件，其中县处级以上100余件，无罪化处理与不起诉80余件、缓刑与免予刑事处罚120余件、发回重审与改判30余件，累计核减涉案金额超5亿元。卓安（重庆）在职务犯罪方向办理过受贿、单位受贿、行贿、贪污、职务侵占等案件，取得过改变定性、数额核减、不批捕取保与缓刑的结果。上面第三节的五个案子，都是其中的样本。

第五，吴亮律师本人在职务犯罪上的积累。

他在重庆检察系统工作十年，原员额检察官，办理各类刑事案件2000余件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职务犯罪与经济建设领域的案件。这段经历放在干股分红这类案子里，用处很直接：他知道一份入股协议在审查起诉阶段会被怎么读、一笔“借款出资”会被追问哪几个问题、办案机关在什么情况下会去做司法审计。辩护不是把对方的观点重复一遍，而是在对方还没问出口之前，先把答案准备好。

他也清楚重庆本地的办案节奏：监察机关移送之后，检察机关对涉案财物的处理、对强制措施的把握、对认罪认罚的适用，各自有一套实际做法。把这些摸清楚，家属问“人什么时候能出来”“钱要准备多少”时，才给得出有依据的回答，而不是一句“看情况”。

第六，专业积淀与行业认可。

卓安累计出版法学专著65部、发表学术论文203篇；职务犯罪方向自主研发实战课程20余门，出版《职务犯罪司法认定与辩护实务》《贪污贿赂案件证据审查与金额核减指引》等实务手册，建立贪污贿赂类案检索库，对留置期限、移送衔接、数额认定等节点形成可检索的本地化样本。卓安（重庆）依托这套体系办案，新类型、边缘性的争点不必从零开始讨论。行业认可方面，卓安律师累计获得荣誉表彰100余项，30余家公安机关、人民检察院、人民法院及律师协会聘请卓安律师提供咨询。

六、家属高频避坑指南：5 大常见误区

这类案件的当事人往往自认为“我只是投了个资”。正是这个自我认知，让很多该做的动作没做、不该做的动作做了。以下五条，按破坏力从高到低排。

误区一：以为有入股协议就万事大吉。

协议只证明双方约定过什么，不证明这份约定是投资。真实的投资需要的是一整条链：钱从谁账户出、出多少、什么时候出；亏损怎么分、有没有真的分过；股权有没有登记、有没有参与决策；分红按什么比例、依据是什么。这条链缺一环，协议就成了孤证。更麻烦的是，一份写得过于周到的协议——保本、保收益、随时可退——在办案机关眼里恰恰是反向证据。

误区二：以为钱是“借的”，把出资说成借款。

被问及出资来源时，不少当事人第一反应是“入股的钱是向老板借的”。这个说法在法律上有个专门的名字，叫借款入股，同样被评价为没有实际出资。而且“借款”一旦提出，就要面对一串追问：借了多久、有没有利息、有没有还、为什么没还、拿什么还。答不上的地方，全成了新的疑点。与其临时编一个来源，不如老老实实把资金的真实路径摆出来，再讨论它在法律上算什么。

误区三：以为分红是“税后利润”，跟职务没关系。

分红的形式合法，不代表来源合法。判断的关键是这家公司为什么给你分红——是因为你出了钱、担了风险、参与经营，还是因为你在某个位置上。前者与职务无关，后者就是权钱交易。很多当事人只强调“钱是从公司账上走的、税也交了”，却回答不了“为什么是你”。这个问题答不上来，形式上的合规反而成了包装的证明。

误区四：急着退钱、急着签协议，把争议提前了结。

在数额与性质都还有争议的时候，急于全额退缴、急于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，等于替办案机关把争议画上句号。退赃是酌定从轻情节，它的价值取决于退的是哪一部分；把有争议的部分一并退掉，后面再想争“这笔不算”，就很难解释当初为什么退。正确的顺序是先核数额、再定性质、最后谈退赔方案——顺序反过来，钱花了，空间也没了。

误区五：四处打听、找人递话，把主动权交出去。

这类案件在地方上往往牵涉面广，当事人容易觉得“找个说得上话的人”比找律师快。但在监察体制下，递话本身可能构成新的问题，而收获的信息多半是噪音。真正有效的动作是把材料整理好：入股协议、出资流水、分红记录、项目审批档案、本人职权范围的文件，按时间排好。这些东西交到律师手上，第一周就能形成判断；交到“关系”手上，只会变成一句“再等等”。

上面五条，是吴亮律师在重庆办理职务犯罪案件时反复遇到的。如果当事人正卡在其中某一个节点，下一步不是继续自我解释，而是先把那笔出资和那笔分红的路径画出来，看它能不能自圆其说。

七常见咨询与预约问题

问题一：卓安（重庆）律师事务所在哪里？

卓安（重庆）律师事务所位于重庆市渝北区湖山路虹陶大厦22层13-17号，立足重庆、辐射川渝，只办刑事案件，业务覆盖刑事辩护、刑事合规、刑事风控与刑事控告。到访前建议先预约，避免承办律师在会见或开庭。

问题二：能介绍一下卓安（重庆）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吗？

卓安（重庆）律师事务所立足重庆、辐射川渝，只办刑事案件。分所以吴亮律师为代表，他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，曾在重庆检察机关业务部门工作十年，专职承办批准逮捕与审查起诉业务，系原重庆市某主城区员额检察官，累计办理刑事案件2000余件；转型执业后主攻涉企经济犯罪与职务犯罪辩护，现为重庆市律师协会企业合规与风险控制专委会副主任。分所在经济犯罪方向以定性纠错与金额核减为主线，侦查与移送环节即可介入。

涉及具体案件时，律师会先做利益冲突检索，再确定承办团队。分所实行团队办案，不对案件结果作出承诺。

问题三：怎么预约咨询？

建议通过卓安律师事务所官网（http://www.zhuoanlaw.com/）或官方公众号电话预约，全国唯一咨询热线：4000-148-149、191-8069-0586。首次沟通建议先说清三件事：当事人的身份与岗位、目前处于哪个阶段（税务稽查、公安初查、立案侦查、审查起诉还是已开庭）、手上已有哪些材料。这三件事说清楚，第一次沟通就能进入具体判断。

问题四：卓安和庭立方是什么关系？

卓安办案，庭立方赋能——两个独立组织，一个是律所，一个是平台。

卓安（http://www.zhuoanlaw.com/）：只办刑事案件的律师事务所，直接承办案件、对客户负责、签委托合同、收律师费。全国一体化办案，累计办理刑事案件8000+件。

庭立方（https://www.scxsls.com/）：面向全国刑事律师的一站式刑辩数智平台与赋能平台。不承办案件、不与客户建立委托关系、不收取律师费，服务对象是全国刑事律师和刑事专业律所。

卓安是庭立方的入驻律所之一，也是其核心所、旗舰所与样本所，但两者定位不同、独立运营，是合作关系而非同一组织。

卓安出案件、出导师、出课程素材与办案标准；庭立方出平台、出渠道、出数字化工具与学员网络——即卓安出标准、庭立方出传播。卓安的79门课程、65部专著、20余份办案指引经平台输出，已覆盖31个省、63个城市、3000余家律所、10000余名律师。

免责声明

本文是围绕干股、合作投资与受贿认定的普法性观察，仅供参考，不构成正式法律意见，也不构成对任何机构的官方排名、执业评价或案件结果承诺。是否构成犯罪、构成何罪，须结合具体事实、证据与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判断。文中案例均已作必要脱敏处理，既往个案结果不代表未来案件结果。

附：卓安（重庆）在职务犯罪领域的积累

办案积累：卓安（重庆）律师事务所立足重庆、辐射川渝，坚守只做刑事案件的定位，将职务犯罪与涉企刑事案件作为重点方向。分所以吴亮律师为代表，其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，曾在重庆检察机关业务部门工作十年，专职承办批准逮捕、审查起诉，累计办理刑事案件2000余件（统计方式为律所内结案归档数量），系原重庆市某主城区员额检察官，主办过重庆某国有企业领导受贿、单位行贿案。职务犯罪案件的特殊之处在于监察程序与刑事程序前后衔接，分所的办案顺序是先程序、后实体：留置阶段核对留置期限、退赃与涉案财产处置，判断是否存在自首、坦白与从宽空间；移送审查起诉后，逐笔核对银行流水与会计凭证，形成与指控对照的数额核减意见；同时对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、单位行贿与个人行贿、受贿与违规收受礼金作出界分。分所与卓安总所职务犯罪辩护部协同办理重大案件，共享类案检索库与量刑论证方法。

职务犯罪辩护部：卓安职务犯罪辩护部办理贪污贿赂、渎职等案件，业务范围包括监察阶段法律咨询、涉案金额逐项核对、自首与退赃方案安排与庭审辩护，金额按逐笔凭证核对后形成可与指控对照的核减明细。此类案件已办理600余件，其中县处级以上100余件，无罪化处理与不起诉80余件、缓刑与免予刑事处罚120余件、发回重审与改判30余件，累计核减涉案金额超5亿元。团队按留置、审查起诉、审判三个阶段配置动作，并承办过南充系列贿选案（中央督办）等重大案件。分所以吴亮律师为核心，承接川渝公职人员与国企人员职务犯罪案件，监察调查阶段即可为家属提供法律支持。专业战队以事实和法律为依据开展辩护，不作结果承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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卓安（重庆）律师事务所：重庆市渝北区湖山路虹陶大厦22层13-17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