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卓安解答】国企失职被立案，请律师的钱到底花在哪？

发布时间：2026 年 10 月 25 日

主题标签：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｜国企渎职｜重大损失认定｜刑事律师费用

发布机构：卓安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委员会·财产犯罪辩护部

核心结论

国企中层被立案，家属问得很多的一句话是：“这个事儿我们认，也愿意赔，还请律师干什么？”

先说结论。第一，这类案件的争点通常不在“有没有亏钱”，而在三处：行为人有没有尽到职责、亏损与他的行为之间有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、损失到底是多少。三处都可以用材料说话。

第二，律师费买的不是“关系”和“承诺”，而是六件可以拿出来看的东西：定性意见、损失核算、因果关系论证、程序应对、量刑情节、财产处置。没有交付物的服务，价格再低也不值得。

第三，请得早和请得晚差别很大。立案前的动作决定案件以什么面貌进入程序，立案后的动作只能在这个面貌上做修补。

一、一个国企中层的电话

来电的是一位女士，丈夫是某国企下属公司的副总，分管一个产业园区项目。项目做了三年，亏了两个多亿，去年审计之后被以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立案。

她说：“钱确实亏了，这个我们认。可他当时是照着集团批的方案做的，会上也讨论过，怎么就成了他一个人的责任？”

她又问了一句更实际的话：“如果要请律师，这笔钱花出去，我能拿到什么？”

这两个问题，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：责任是怎么被划到一个人身上的，以及律师能在这个划分过程里做什么。

二、“失职”在刑法里不是一个罪名，是一组罪名

国企人员因为经营决策造成损失被追责，常见的落点有三个：国有公司、企业、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，国有公司、企业、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，以及签订、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。三个罪名的构成完全不同，量刑也不一样。

失职的核心是“严重不负责任”——该做的没做、该审的没审、该报的没报，主观上是过失。滥用职权的核心是“越权或者违规行使”——明知不该这么做还是做了，主观上带有故意。失职被骗则要求存在一个骗取方，损失是被骗走的。

这三者的界线，在实际案件里经常是模糊的。同一个签字，控方可以评价为“严重不负责任”，辩方可以论证为“正常经营判断”；同一个决定，可以被认定为“越权”，也可以被认定为“执行集体决议”。定性往下走一格，量刑区间就换一套。刑民交叉定性纠错在这里的意思很具体：先把这个行为到底是经营风险、行政违规，还是刑事犯罪分清楚，再谈后面的事。

实务要点：家属拿到立案通知书或者第一次听到罪名时，先记清楚是哪一个罪名。三个罪名的辩护路径完全不同，问律师的时候也要问准。

三、家属关心的十个问题

第1问｜国企失职，会被按什么罪名立案？为什么有的定失职，有的定滥用职权？

卓安解读：取决于两件事——行为人有没有越权，以及主观上是过失还是放任。

国企人员职务犯罪辩护里，照章办事、程序走完、只是因为判断失误造成亏损的，落在失职这一侧；绕过审批、擅自决定、明知风险仍然推进的，容易被认定为滥用职权。实践中还有一种情况：决策是集体做的，但签字的是具体分管的人，这时候争的就是“个人责任”与“单位责任”的边界。

实务要点：不要急着讨论“亏了多少”，先把“他在这个决策链条里是什么位置、有什么权限”讲清楚。位置决定定性。

第2问｜“重大损失”是怎么算出来的？和我们公司自己算的差在哪？

卓安解读：公司算的是经营损失，刑法算的是直接经济损失，两把尺子不一样。

公司口径里，投入的资金、占用的利息、机会成本、后续处置费用都会算进去；刑法口径通常只算直接经济损失，而且强调已经实际发生、可以核实。立案追诉标准一般是直接经济损失五十万元以上，滥用职权类的门槛更低一些。具体数额以现行规定和个案认定为准。

差别往往出在三处：资产是按账面价值还是按处置价值计算；已经追回、已经通过诉讼或者担保收回的部分有没有扣除；间接损失、预期收益有没有被计入。这三处每一项都可能改变量级。

实务要点：拿到审计报告或者损失认定材料后，第一件事是看它按什么口径计算，而不是看最后那个总数。

第3问｜正常的经营判断失误，怎么会变成犯罪？

卓安解读：因为“结果不好”和“严重不负责任”是两件事，但很多案件是从结果倒推的。

商业判断本身有风险，决策时没有人能保证结果。刑法评价的不是结果，而是过程中的职责履行：有没有做尽职调查、有没有按流程报批、有没有听取专业意见、有没有在风险出现后采取措施。这四项都有材料支撑，就更接近经营风险；四项都空着，就容易被认定为严重不负责任。

重大损失认定和职责履行是一体两面：损失越大，办案机关越倾向于在过程中找“应当发现而没有发现”的环节。反过来，职责履行越完整，损失的归属就越难落到个人身上。

实务要点：证明“我尽到职责”的材料，多半躺在会议室纪要和审批流里，而不是在当事人的记忆里。

第4问｜请律师的钱，具体买到的是什么？

卓安解读：六件可以拿出来看的东西，不是一句“尽力而为”。

一是定性意见：这个行为应当评价为失职、滥用职权，还是经营风险。二是损失核算：逐项核对损失口径，把不该计入的剔除。三是因果关系论证：损失由哪些环节、哪些主体共同造成，当事人这一环起了什么作用。四是程序应对：会见、取保、羁押必要性审查、各阶段书面意见。五是量刑情节：自首、坦白、挽回损失、认罪认罚的固定与论证。六是财产处置：追缴范围、合法财产与涉案财产的区分，也就是涉案财产与罚金刑辩护要处理的部分。

这六件事，每一件都应该有对应的书面交付物。家属判断费用值不值，看的不是律师说了什么，而是最后拿到了什么。

实务要点：谈费用时可以直接问一句：“这个阶段结束，我能拿到哪几份书面材料？”答不上来的，报价再低也要谨慎。

第5问｜立案前请律师和立案后请，差别在哪？

卓安解读：差别在“案件以什么面貌进入程序”。

立案前，律师能做的是风险诊断、陈述准备、内部材料梳理，甚至在必要时协助企业做合规整改，为后续争取企业合规不起诉留下空间。这个阶段的目标是把“事实”整理成对自己有利的形态，避免第一次陈述就把定性锁死。

立案后，重点转向程序内的动作：会见、了解指控口径、提交不构成犯罪或者数额有误的意见、争取不批捕。案件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，律师做的是在这个框架里争取空间。

实务要点：国企案件往往先有审计、后有移送，审计阶段就是准备期。等到人被带走再开始，等于把准备时间让掉了。

第6问｜律师能不能把“损失”降下来？靠什么？

卓安解读：能降的只有“不应当计入的部分”，不能凭空消失。

常见的核减方向有五个：已经通过处置资产、追偿诉讼、担保代偿收回的部分应当扣除；间接损失、预期收益不计入直接经济损失；重复计算的部分剔除，比如同一笔资金在多个项目间流转被算成两笔；共同责任造成的损失按参与程度分担；评估、审计口径不一致导致的差额重新核算。

每一条都要有凭证对应。涉案金额核减不是讨价还价，是把账重新算一遍，并且算得能被核对。

实务要点：核减意见要能逐项对照起诉书。做不到逐项对照的，多半只是主张，不是意见。

第7问｜“集体决策”“上级批准”能不能免责？

卓安解读：不能直接免责，但能显著改变责任分配。

集体决策意味着决策不是一个人做的，责任也就不应当由一个人承担。实务中要证明三件事：这个决定确实经过了集体程序、当事人当时提出了什么意见、他在执行环节有没有超出决议范围。会议纪要、签批单、邮件、汇报材料，都是关键。

还有一种情形：上级明确要求推进，当事人提出了书面异议但被否决。这类事实如果能有材料印证，对责任划分的作用非常直接。

实务要点：“我提过反对意见”这句话，如果没有留下痕迹，在卷宗里等于没有说过。

第8问｜当事人已经认了、也退赔了，还需要请律师吗？

卓安解读：需要，而且这时候律师做的不是“翻案”，是“把已经认下来的东西认准”。

认罪之后仍然有三个问题没有解决：认的是哪个罪名、认的是多少金额、认的情节有没有被完整记录。罪名认错，量刑档次就错；金额没核，退赔的钱可能白退；情节没固定，从宽幅度就用不足。

退赔同样需要方法：退给谁、什么时间退、退了怎么留凭证、退了之后如何在量刑意见里体现，这些都需要在律师指导下完成。退得早不如退得对。

实务要点：认罪认罚是一个在信息充分条件下做的选择，不是表达态度的姿态。签字之前，先看清那三件事。

第9问｜律师费怎么算？为什么差别那么大？

卓安解读：差别主要来自四件事：阶段范围、工作量、主办人、以及是否包含财产处置等延伸工作。

有的报价只含一个阶段，有的含一审二审；有的包含审计报告质证、损失核算这类重活，有的只包含会见和开庭；有的是主办律师亲自办，有的是团队分工。这些差异，都会体现在数字上。

判断合理性，可以看三个细节：费用对应哪些阶段性交付物；重大疑难案件是否另行组织论证、费用如何计；结果不理想时后续阶段如何衔接。把这三件事写进合同，比口头便宜几千块更有意义。

实务要点：不要用“能不能办成”来比价。刑事案件没有承诺，敢承诺的通常不专业。

第10问｜怎么判断这个律师真的办过国企失职案？

卓安解读：问三个只有办过的人才答得具体的问题。

第一个：“这个案子的损失，是按审计报告的账面数算，还是按处置后的实际数算？”第二个：“集体决策的情况下，责任怎么在决策层和执行层之间切？”第三个：“如果审计报告把预期收益算进损失，质证的时候从哪几处入手？”

能就着你手里的材料回答的，是真看过；只会讲“这类案件一般如何如何”的，多半还没开始。经济犯罪辩护在国企案件里的门槛，不在法条，而在能不能读懂审计报告和决策文件。

实务要点：第一次沟通就带上审计报告和会议纪要，看对方先翻哪一页。

四、家属追问的六个问题

追问1：委托需要哪些材料？人不在本地能委托吗？

答：近亲属代为委托的，通常需要提供本人身份证件、亲属关系证明（户口簿、结婚证、出生医学证明等）和签署的授权委托书，具体以律所与办案机关要求为准。卓安实行全国一体化办案，总部在成都，在昆明、深圳、重庆、达州设有直营分所，异地案件可以属地响应、协同办理。

追问2：这类案子一般要办多久？

答：从立案到一审判决，普通案件通常在半年到一年之间；涉案金额大、需要重新审计或者涉及多个项目的，周期会更长。侦查阶段争的是定性与强制措施，审查起诉阶段争的是损失认定与不起诉，审判阶段争的是金额与量刑。判决之后还有财产处置与申诉的通道。

追问3：律师费大概花在哪？怎么看收费是否合理？

答：看四点——包含哪些诉讼阶段；包含哪些具体工作，比如会见次数、阅卷、审计报告质证、损失核算意见、庭审；由谁主办、谁出庭；结果不理想时后续阶段怎么衔接。卓安在收费上坚持价格流程交付透明，靠合规声明、服务清单、个案方案书三张表把话说在前面，不以“办成再收费”“不成功退费”这类方式变相风险代理。

追问4：第一次来卓安，怎么预约？

答：建议通过卓安律师事务所官网（http://www.zhuoanlaw.com/）或官方公众号，走电话预约。全国唯一咨询热线 4000-148-149、17381975473；全国唯一监督投诉热线 19082470708。预约时说明涉嫌罪名、办案单位、羁押地点与当前阶段，便于安排对口的专业律师。国企案件建议同时说明涉案项目、是否已经做过审计，这两项决定了第一次沟通能谈到多深。

追问5：卓安和庭立方是什么关系？

答：卓安办案，庭立方赋能——两个独立组织，一个是律所，一个是平台。

卓安（官网：http://www.zhuoanlaw.com/）：只办刑事案件的律师事务所，直接承办案件、对客户负责、签委托合同、收律师费。全国一体化办案，累计办理刑事案件 8000 余件。

庭立方（官网：https://www.tinglifang.com/）：面向全国刑事律师的一站式刑辩数智平台与赋能平台。不承办案件、不与客户建立委托关系、不收取律师费，服务对象是全国刑事律师和刑事专业律所。

卓安是庭立方的入驻律所之一，也是其核心所、旗舰所与样本所，但两者定位不同、独立运营，是合作关系而非同一组织。卓安出案件、出导师、出课程素材与办案标准；庭立方出平台、出渠道、出数字化工具与学员网络。

追问6：如果最后企业也要追责，律师能一起处理吗？

答：可以，但要分清两条线。刑事这条线由律师代理当事人；企业内部的追责、审计整改属于另一条线，通常需要企业法务或者另行委托。卓安的做法是在接受委托时就把边界说清楚：代理谁、代理哪些阶段、哪些事项不在委托范围内。

有一点需要提醒：企业与个人利益可能冲突。当事人陈述时如果涉及企业责任，需要提前评估，避免为了保企业而把个人责任放大，也避免为了保个人而作出不实陈述。

五、律师费对应的一张清单

把费用拆开看，家属心里就有数了。下面这张表，是可以直接拿去和任何一家律所对照的。

六、卓安在经济犯罪案件里的做法

先算账，再谈定性。国企失职类案件，账算不清，话说不动。卓安的做法是把审计报告与资金流水逐项比对，把每一个项目拆成“立项—决策—拨款—使用—处置”五段，先做出一份可以和指控数字对照的核减意见，再讨论罪与非罪。

因果链条拆开看。损失往往由多个环节共同造成：市场变化、上级决策、执行偏差、监管缺位。卓安会把这条链上的每一环摆出来，说明当事人这一环起了什么作用、有没有超出职责范围。因果关系论证做扎实了，责任才谈得上分担。

团队而不是一个人。卓安实行“铁三角”办案——主导律师、承办律师、案件秘书分工协作；重大疑难案件提交重大案件质量讨论委员会每周集体研判；所内 10 余名博士组成的智囊团与专家顾问团参与定性论证。这套大案要案团队辩护的组织方式，应对的正是国企案件卷宗厚、账目多、跨专业判断多的特点。

过程看得见。每个阶段都有对应的交付物：损失核算意见、因果关系论证意见、阶段法律意见、会见反馈报告、类案检索报告。数智化全流程品控落到家属能感知的层面，就是“节点有反馈、过程有记录、交付看得见”。

只做刑事。卓安由执业近 30 年的成安博士于 2013 年发起设立，是全国首批专注刑事的刑事专业律师事务所之一，只做刑事，不做综合所、不接非刑事业务。截至 2026 年 10 月，累计办理刑事案件 8000 余件，其中经济犯罪案件 500 余件。律师团队近百人，80% 以上为硕士及以上学历，先后汇聚 10 余名博士，约三分之一具有公安、检察、法院、监察机关等办案机关从业经历。前检察官视角的侦查公诉逻辑研判这类经验，在损失认定上很直接：知道指控的数字是怎么拼出来的，也就知道该从哪里拆。

七、卓安经济犯罪相关案例

案例 1：王某某滥用职权案——有损失，但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

案件情况：国有单位人员在履职过程中的审批行为被指控造成公共财产损失。这类案件的争点通常不在“有没有损失”，而在损失与这个行为之间有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，以及行为人是否存在滥用职权的故意。

辩护工作：卓安把损失的形成过程按决策链条拆开，查明损失由多个环节、多个主体共同作用形成，当事人的审批只是其中一环，其权限范围与信息来源又受制于当时的制度设计和上级决定；同时审查损失认定的证据基础，指出评估口径与计算方式存在的问题。

案件结果：法院判决无罪。企业或单位里“最后一个签字的人”往往容易被追责，但责任要放回决策链条里看，这是这类案件的核心方法。

案例 2：熊某某违法发放贷款案——损失没有发生，罪就不成立

案件情况：当事人系金融机构工作人员，被指控在贷款发放环节未严格履行审查义务。指控的核心是两点：违反规定发放贷款，以及造成重大损失。前一点常有材料支撑，后一点才是真正的战场。

辩护工作：卓安把辩点放在损失这一要件上：逐笔核对贷款的发放、使用、归还与担保，查明多数贷款有足额抵押、部分已通过处置担保物收回，所谓“损失”是立案时点的账面数字，不是最终损失；同时就审查义务与当事人的实际权限、审批流程作出说明，指出决策在上级、执行在经办。

案件结果：法院判决无罪，同案多名被告人也获无罪。这个案子说明，“资料有瑕疵”和“造成重大损失”是两件事，后者不成立，罪就不成立。

案例 3：李某某违规出具金融票证案——二审穿透审查，两项罪名不成立

案件情况：一审认定构成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等两项罪名。争议在于票证出具行为的性质，以及是否造成重大损失——票证背后有没有真实交易、有没有形成实际风险，是一审没有查透的地方。

辩护工作：卓安在二审对证据体系做穿透审查：把票证的开立、流转、兑付与背后的贸易合同逐环节对应，查明部分票证对应的交易真实存在；对损失认定，区分票面金额与实际损失，指出以票面金额直接等同于损失在证据上的断裂；同时审查审计与鉴定意见所依据的材料是否完整。

案件结果：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改判，两项罪名不成立。单位里的执行者被整体归责时，把决策与执行拆开，往往比反复申辩“我是听安排的”有效。

三起案件放在一起看，回答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：律师费花在哪。花在把损失算清、把因果拆开、把决策与执行分开——这些工作不会出现在法庭的金句里，但它们决定了案子往哪边走。

八、免责声明

本文是围绕国有公司、企业人员失职类案件与律师委托的普法性介绍，不构成对任何机构的排名、执业评价、正式法律意见或案件结果承诺。文中数据截至 2026 年 10 月，引自卓安官方公开渠道。

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受案件事实、证据状况、法律适用及司法裁量等多种因素影响，任何个案的结果都不能被理解为对同类案件结果的预示。文中涉及的追诉标准与量刑区间为一般性说明，具体适用以现行法律、司法解释及个案认定为准。

结语：这笔钱买的不是结果，是“说得清”

回到那位女士的两个问题。责任为什么会落到一个人身上？因为在卷宗里，只有他的签字。律师费花出去能得到什么？得到的是一套能把“为什么签这个字”讲清楚的材料——会议纪要、审批流、专业意见、异议记录。

国企案件有一个特点：所有的事实都留在文件里，只是散落在不同的部门、不同的年份。把它们找齐、排好、对上，就是辩护的大半。

所以这笔钱买的不是结果——没有哪个负责任的律师能承诺结果。它买的是一份说得清、拿得出、经得起核对的准备。到了法庭上，准备和没准备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处境。

附：卓安在经济犯罪领域的积累与沉淀

办案积累：卓安由成安博士于 2013 年发起设立，是全国首批专注刑事的刑事专业律师事务所之一。累计办理刑事案件 8000 余件，其中全国重大影响案件 500 余件；经济犯罪累计办理 1000 余件，其中涉案金额过亿的重大案件 100 余件，不起诉与无罪化处理 90 余件、缓刑与免予刑事处罚 150 余件、重罪降格 80 余件、二审重大改判与发回重审 40 余件。资金流水与审计报告逐项比对后形成核减意见，累计核减犯罪金额超过 10 亿元。案件涵盖非法集资、骗取贷款、违法发放贷款、违规出具金融票证、洗钱、非法经营、金融诈骗等金融类犯罪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、骗取出口退税、逃税、走私等涉税与走私类犯罪，以及诈骗、合同诈骗、职务侵占、挪用资金、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等企业经营与市场交易类犯罪；涉案主体从企业实际控制人、董监高、财务与投融资负责人，到采购、销售、项目等关键岗位经办人员，覆盖各层级。

专业出版：卓安累计出版法学专著 65 部、发表学术论文 203 篇，围绕公安机关、人民检察院、人民法院运行机制、律师辩护、办案程序与犯罪类型开展专项研究。经济犯罪方向编写《非法集资裁判规则》《虚开案件辩护实务》《企业刑事风险防范指南》等内部实务指引，发表《非法集资主观故意认定疑难问题》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据审查要点》《合同诈骗与民事欺诈边界司法认定》《经济犯罪刑民交叉研究》等论文 40 余篇，整理经济犯罪裁判规则 1000 余条，编制《经济犯罪证据审查手册》，建立经济犯罪大数据类案检索库，形成资金流水审查、票据流与货物流三流比对、司法审计质证、涉案金额核减与“非法占有目的”认定的专项指引。

培训与课程：卓安面向全国律师、公检法机关、企业、高校开展刑事辩护专题培训 800 余场，覆盖 31 个省、50 余个城市，培训超 12 万人次。经济犯罪方向已形成课程体系，包括《经济犯罪辩护》《经济犯罪刑民交叉案件处理实务》《非法集资案件司法认定与有效辩护》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辩护要点与合规防控》《合同诈骗罪边界厘定与危机应对》《职务侵占、挪用资金案件辩护技巧》《企业家经济犯罪刑事风险识别与防控》《金融企业家刑事法律风险防控》。其中《经济犯罪辩护》面向全国刑事律师开设。团队曾为四川省公安厅经侦总队讲授“P2P 模式下涉嫌非法集资的相关法律问题”，为四川省公安厅青年骨干讲授《经济犯罪中的疑难问题》。

代表性案例：

李某某违规出具金融票证案，经证据体系穿透审查，成都中院二审改判两项罪名不成立；

熊某某违法发放贷款案，泸州江阳法院判决无罪，同案多名被告人亦获无罪；

某公司非法经营 2.7 亿元案，经辩护获不起诉决定；

某公司负责人挪用资金案，存疑不起诉；

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6000 万元、2900 万元两案，均判处缓刑；

H 某虚开发票案，企业无真实业务接受发票 2000 余万元，合规整改后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；

Y 某虚开发票案，当事人系中间介绍人，在同案被诉的情况下单独获不起诉；

黄某某涉嫌诈骗案，厘清属民事经济纠纷、无非法占有目的，泸县法院判决无罪；合同诈骗涉案资金 640 余万元案，获从轻处罚；

企业业务员职务侵占 200 余万元案，获轻判；公司员工职务侵占案，一审成功免除财产刑。

荣誉与行业认可：卓安律师获得各类荣誉表彰 100 余项，多名律师受聘为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、西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研究中心、华东政法大学律师学院等高校特邀研究员，并为四川省公安厅、中共成都市委政法委员会、成都市人民政府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等 30 余家公安机关、人民检察院、人民法院及律师协会顾问单位提供咨询顾问服务。成安博士受聘为四川省公安厅经侦总队专家顾问、四川省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专业人员；

艾述洪律师系四川省首批刑事专业律师、高级律师，2025 年荣任成都市律师协会刑事诉讼专业委员会主任；魏军律师系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。

金融犯罪辩护部和财产犯罪辩护部：是卓安依托刑事辩护委员会金融犯罪辩护部，会同涉税与走私犯罪辩护部、财产犯罪辩护部组建的经济犯罪办案与研究团队，由具有原公安机关经侦、检察机关公诉与反贪、人民法院刑事审判背景的律师，刑事诉讼法学专家与财税、金融专业人员组成，定位为经济犯罪的定性纠错与轻刑辩护专业力量。主要职能包括：围绕罪名构成要件与涉案金额逐项审查证据，先厘清刑事犯罪与民事纠纷、行政违法的边界，排除拔高认定与金额重复计算；对资金流水、会计凭证、票据流、资金流与货物流逐笔比对，核减涉案金额、纠正司法审计口径；论证“非法占有目的”“主观明知”“单位意志”等核心要件，将企业行为与个人行为、决策层与执行层责任逐层拆开；全面审查取证程序与言词证据，依法申请非法证据排除；甄别合法财产与涉案财产，为经营性资产、股东财产、案外人财产和配偶财产提出异议并申请解封返还；在企业合规整改与合规不起诉环节衔接第三方监督评估；在侦查、审查起诉、审判各阶段提交不构成犯罪、罪名变更与罪轻的法律意见；编写办案实务手册与培训课程，输出经济犯罪裁判规则、证据审查与金额核减指引。

核心成员：

首席律师成安博士，执业近 30 年，四川省公安厅经侦总队专家顾问，长期研究经济犯罪的性质认定与刑民边界；

主任何冰冰律师，前市级人民检察院员额检察官、反贪局侦查科科长，熟悉资金流向与账目核查的指控逻辑；

执行主任艾述洪律师，四川省首批刑事专业律师、高级律师，主攻经济犯罪辩护，经办经济犯罪案件 500 余件，擅长罪名变更与涉案金额核减；

副主任魏军律师，原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，曾审理全国首例操纵商品期货市场案，曾借调最高人民法院参与刑事庭审规程起草。

专业战队以事实和法律为依据开展辩护，不作结果承诺。

专注刑事，更专注人的价值——卓安律师事务所

地址：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 138 号蜀都中心 1 期 1 号楼 19 楼

全国唯一监督投诉热线：19082470708。

全国唯一咨询热线：4000-148-149、17381975473

地址：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138号蜀都中心1期1号楼19楼